第一章 密苏里故乡
1835年11月30日，我出生在密苏里州门罗县的一个名叫佛罗里达的非常偏僻的小镇。
然而，佛罗里达镇并不算是我的家乡，因为我的父母们是在三十年代初才迁到那儿的。究竟是在哪一年我的父母迁到那儿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那发生在我出生之前，并且对于这些事。
我一向不感兴趣。在那个迁徙的岁月里，千里迢迢的迁居旅程，一准是吃够了苦头的。在我出生时，镇子里正好有一百个人，我的出生使镇里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点增长对于镇子的意义超过了历史长河中那些有才干的人对一个城市所能作出的贡献。也许我这样说有些不太谦虚，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一个人的贡献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就算是莎士比亚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然而我对佛罗里达小镇却做到了。这说明，我可以为任何地方做到这一点——也许像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包括在这个“任何地方”里。
最近，我收到一张来自密苏里的照片，照片上清楚地显现着那间我出生的屋子。在收到照片以前，我一直用“王宫一般的地方”来描述那间屋子，但如今我得保守一些、谨慎一些了。
佛罗里达小镇拥有两条几百码长的街道，除此之外就只剩些巷子了，栅栏和麦田包围着巷子与街道。街和巷子如果只从路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雨天一片泥泞，晴天则灰尘蔽日。
镇里的房子除了两三家是用木料搭建的，其他的大都一个样子，都是用整段整段的原木搭建而成的，通常意义上的用砖石建筑的房子在镇里是不存在的。人们用整段的原木在镇里搭建了一座教堂。
在教堂内短木料铺成的地板上安放着长条凳，这些做地板的短木料也同样是用原木制成的——将原木表面上用锛子削平，地板也就有了。虽然原木的表面被削平了，然而原木之间的缝隙却没有填平，在原木地板之上也没有铺地毯，因而就算是桃子大小的东西，一旦掉到地板上，你就很容易失去它，因为它很可能从原木之间的缝中掉下去。
教堂的地板距离地面两三英尺高，这两三英尺高的空间是猪的世界，它就生活在那儿。当大家做礼拜时，如果有狗闯进那属于猪的世界捣乱，牧师就得暂时中止礼拜。在冬天，呼啸的冷风透过地板上的缝隙狠狠地吹进教堂，冷飕飕的；夏天，则满是跳蚤，令人烦不胜烦。
地板上的长条凳是用锯成片的原木做的——树皮粗糙的一面朝下，然后在木片的两头凿了洞装上四条腿。这样的长条凳，没有靠背，也没有垫子。挂在墙上的锡质的龛灯里，点着照明用的黄色牛油蜡烛。这座原木搭建的教堂虽名为教堂，但它也只有在周末才能发挥它教堂的职能，因为周一到周六它兼职作着教室。
镇子里有两家杂货铺。其中一家属于我的伯父约翰·阿夸尔斯。这家店的店面很小，屋子的一头摆放紧凑的五六个架子上安放着几捆零头印花布，幽暗的柜台后面是几桶咸鲭鱼，一些咖啡和产自新奥尔良的糖，扫把、铲子、斧子、锹、耙子之类的东西零零散散地摆放在店面里。各式各样的便宜的男式、女式帽子和马口铁器皿挂在四周的墙上。
在屋子另一头同样安放着一张柜台，几袋子弹与一两块干酪、一桶火药静静地躺在柜台上。柜台前面摆放的是成桶成桶的钉子、铅块，后边则是几桶新奥尔良糖蜜和本地酿造的散装威士忌酒。如果孩子们花五分钱或者一角钱买店里东西，那么他们可以额外得到一把糖；妇女们要是在店里买几码印花布，就会额外获赠一杯添加了糖和乳酪的茶以及一团线；如果来光顾的是男人的话，他可以额外得到一大杯本地产的威士忌。
店里的东西价钱都很公道、实惠：一蒲式耳的苹果、桃子、甜薯、马铃薯、玉米只需花费一角钱。
小鸡一角钱可以买到一只；奶油六分钱就能买到一磅；咖啡和奶油则更便宜，五分钱就能买到一磅；鸡蛋三分钱能买一打；威士忌一角钱可以买一加仑。
至于现在密苏里家乡的物价如何，我是不太清楚的，不过对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物价，我倒是一清二楚：一蒲式耳的苹果需要花费三元钱；桃子则是五元钱；上等的百慕大马铃薯一蒲式耳五元钱；一只小鸡的价钱根据大小的不同在一元到一元五角之间；一磅上等的奶油需要花费六角，最差的一磅也要四角五；鸡蛋五角到六角钱一打；一磅咖啡值四角五；至于威士忌，我平常是喝一种产自苏格兰的威士忌，十块可以买两加仑，买得少的话可能会贵一些，至于本地酿造的威士忌，恐怕一加仑也得五元。
三四十年前的密苏里州，三毛钱就能买一百支普通的雪茄烟，然而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出那个钱，因为密苏里那里盛产烟叶，买个烟斗直接抽烟叶是件方便而又实惠的事。今天，虽然康涅狄格种植烟叶了，但是一百支雪茄仍需要十元钱，要是进口货价钱就得涨到十五元到二十五元。
起初，我们家拥有几个奴隶，可是不久就都被父亲卖掉了，改为按年雇人劳动。十二块钱外加两件棉毛混织的上衣和一双粗皮制作的皮鞋就能雇佣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为自己劳动一年，这对于农场主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花费不了几个钱。其他条件不变，只要将钱再增加十三元，就能雇佣一个二十五岁的黑人妇女到家里做一年的女佣。如果把钱再增加到四十元，就能够雇佣一个四十岁左右、身体结实的黑人妇女到家里做一年烧饭洗衣之类的粗活。至于雇佣体格强健的男子，每年需要支付七十五到一百元不等的钱以及两套斜纹布制作的工作服和两双粗皮皮鞋——成年男子的这样一套装束，花费不超过三元钱。
我的小弟弟亨利在出生刚刚一星期时闯进门外一堆柴火里的情形时常在我脑海里显现，这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三十年的时间并没有让这个影像模糊多少，我一直坚信这种幻觉，认为这件事确实发生过，那就更加的了不起了——因为，按常理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刚出生一周的孩子是那样的小，连走路是何事恐怕都不是太明白，又怎么会走路呢。
如果我哪怕是认真思考过一次这件事，便不会让这样荒唐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留得如此之久。在一般人看来，孩子两岁以前所记忆的印象，最长不超过五年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正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刻家西利尼与火蛇的事，应该说的确是存在过的。还有美国著名的盲人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的传奇经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多少年来，我一直坚信，我深刻地记得在我出生六周以后，曾伺候过祖父喝过一些加了柠檬的威士忌甜酒，只是现在我已经很少提起这些了。
我老了，记忆力再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强了。年轻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一件事是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我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不过现在我的机能正在一天天衰退，用不了多久，可能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能记得的很可能是那些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衰退成这样，真令人伤心，然而自然的规律是谁也逃脱不了的啊。
虽然我的伯父约翰·阿夸尔斯在镇里的街道上开了一家小店，然而他的家却不在镇上，而是在距离佛罗里达四英里的乡下。他育有八个孩子，拥有十五个或者二十个黑人奴隶。
伯父在各方面都算得上称心如意，他的脾气也很好，是我所见过的脾气最好的人。从我们家搬到汉尼巴尔四年以后起，我每年有两到三个月时间是在他家度过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十一二岁时才停止。在我的作品里，我从未刻意提到他或者他的妻子——我的婶婶，只是他的农庄，却不止一次地在我的作品里被提到。在《赫克贝里·芬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侦探》等作品里，我将它移到了六百英里外的阿肯色州。
农庄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满打满算也许有五百英亩——不过就算农场再大一倍我也可以轻松地将其移走。至于这样做是不是有必要，我才不会去考虑哩；如果写作上需要的话，就算是一个州我也照移不误。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伯父的农庄是那样美妙的一个地方。屋子都是用双层的原木搭建的，厨房位于屋外，有带屋顶的走廊将厨房与屋子连接起来，走廊里铺着跟屋内一样的原木地板。
夏天，我和叔叔一家通常都在这片阴凉的走廊里享受丰盛的菜肴——啊，一想到这些，真有点垂涎欲滴了。美味的油炸子鸡、烤猪肉、野火鸡、家养火鸡、鸭子、鹅；新鲜的鹿肉、松鼠肉、兔子肉、野鸡肉；可口的饼干、热气腾腾的奶油酱饼子、荞麦饼子、小麦面包、玉米面包、煮熟的鲜嫩的玉米、豆煮玉米、奶油煮豆；菜豆、西红柿、豌豆、马铃薯；乳酪、甜奶、酸牛奶；西瓜、甜瓜、香瓜之类的时令瓜果，全都是自己农场出产的，现吃现摘；还有什么苹果饼、桃子饼、南瓜饼、桃子柠檬水等的东西，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做这些东西，对厨师的烹调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尤其是其中几种花色。比方说，玉米面包、现烤的饼干、小麦面包和油炸子鸡。北方人一般都做不好这些东西——实际上，北方人也很难掌握这套本领，至少我所见到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北方人自以为很懂得玉米面包的做法，然而这实在是个大迷信。南方制作的玉米面包是世界上最好的，而北方人制作的面包则是世界上最糟的。北方几乎没有油炸子鸡这道菜是很有些缘故的，因为在作为美国蓄奴州与自由州分界线的梅森——狄克逊线以北，或是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人会这套厨艺。
这不是我信口开河地随便说说的，而是经验之谈。在欧洲，人们以为美国人都喜欢热腾腾的各色面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仅只是美国南方人喜欢而已，而美国北方的人则对面包不是太喜好。在北方，甚或是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热腾腾的面包是不卫生的。这可能又是一种庸人自扰的迷信吧，这跟欧洲人认为冰水不卫生的迷信没什么两样。
欧洲人从不喝冰水，甚至排斥冰水。然而虽然他们不喜欢冰水，但他们赋予冰水的名字却比我们赋予的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名字“冰镇”水包含了对冰水的很贴切的描述，而我们的描述则有些差劲了。我们的文字所描述的是冰化成的水——一种很平常的、毫无特色的饮料，对之我们还不大习惯。
世界上有很多原本很好的东西，都因为不卫生被人们一票否决，扔掉了，这是多么的可惜啊。我很怀疑，除了细菌以外，上帝是不会把不卫生的饮食品赐给我们的，只要不贪吃，适量就行了。然而有一些人，对于那些明明可以吃的东西，只要听到一点儿关于它们的可疑说法，便坚决抛弃这些东西了。
为了健康，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大啊。他们除了健康一无所获。这多奇怪！这好像花费了所有家当买了一头早已干瘪了的不能产奶的奶牛一样。
伯父农场的院子很大，农舍就位于院子的中心，正对面是储藏熏肉的屋子。院子的三面都有栅栏围绕，最后一面则用高高的围篱代替了栅栏。高高的围篱外边是果园。果园的外边是那些黑人奴隶居住的地方，种植烟草的土地也在那儿。
院子正前方的栅栏是用锯断了的原木建起来的，原木高高低低参差不齐的。我不太记得院子有什么大门。在院子前面的一个角落里，种植着十来棵高高的胡桃树和黑胡桃树，每当秋天时，树上果实累累，煞是好看。
在离正屋不远的地方有一间小小的木屋，位置与正屋并排，稍稍偏下一点，正对着栅栏。草木繁茂的山坡到了那里，坡度突然变得平缓起来，然后经过谷仓、玉米仓、马棚、烟叶仓，一直延伸到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溪水顺着一片细石的河底欢快地流淌，流过两岸垂着的一簇簇的树叶的倒影；穿过两岸浓密的葡萄藤的倒影，欢笑着蜿蜒流去——这是我们玩水的天堂，除了小溪，还有池塘可以游泳。虽然大人们不允许我们游泳，但是我们却经常来这儿游泳。因为我们是小基督徒，很早我们就从亚当与夏娃的故事里知道了禁果的价值。
小木屋里居住着一位常年卧床不起的女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她，并且对她很敬畏，因为白发苍苍的她在我们看来怎么也得有一千多岁了，是和摩西说过话的。
这些都是年轻一些的黑人讲给我们听的，他们对此坚信不疑。对于那些他们讲给我们的有关她的细节，我们全部深信不疑，因此我们确信，她是在摩西带领着犹太人逃离埃及的漫漫旅途中把健康毁了，再也回不去了。
在她的头顶上有一小块圆圆的秃顶，我们总是悄悄地、默默地围着她，带着无比敬畏的心情仔细地观察着她，认为当法老被淹死的时候，她一定在旁边，不然是不会被吓成这副样子的。按照南方的习俗，我们管她叫汉纳“姑姑”。她与大多数黑人一样，信教很虔诚，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祈祷，然而如果遇到的事情紧急或者结果已经没有什么悬念的时候是例外。如果遇到巫婆，她就会把所剩不多的苍苍白发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