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物业-新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离开内华达之后，我便到了旧金山，在《晨访报》担任记者。并且——我还是唯一的记者。没有其他人了。

工作一个人干不完，但又不需要两个人——报纸的主人巴恩斯先生是这么想的，他自然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

每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便需要花费一个钟头在警庭，对头天晚上发生的争吵事件进行简短的记录。

一般争吵是发生在爱尔兰人同爱尔兰人之间，中国人同中国人之间。偶尔会变化一下，也有发生在两个种族之间的。

往往每天的证据都是前一天证据的翻版，所以每天的工作异常单调、沉闷。据我所知，警庭的译员是对它唯一有点兴趣的人。

他是英国人，但对五十六种中国方言都非常熟悉。每过十分钟，他便会换一种方言。

这种锻炼令他充满了精力，并且拥有非常清醒的脑子，与记者不同。然后我们就要去高等法院，将前一天做的判决记录下来。

所有的这些法院都会被列入“日常新闻”栏内，这些都是新闻的可靠来源。

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里，我们就会在全市各处尽情寻找，尽自己所能地搜集一些资料，用来填充各栏——假如没有什么火警能够用来报道的话，我们就会编造一些出来。

　　晚上，我们就依次前往六家戏院，去了这家再去那家：每周七晚，每年三百六十五个晚上，天天如此。我们在每处停留五分钟，看上一两眼戏剧或是歌剧，然后凭借了这一点印象就对那些戏和歌剧进行“详细报道”。

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年到头，每个晚上都绞尽脑汁，力争在进行了几百次的努力之后，能对这些演出说出些新鲜的话来。

自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四十年了，每次我在剧院外边张望时，就不免会像“雷缪斯叔叔”所说的那样，感觉不快——至于里边怎样，我可以说差不多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几乎很少去看，也不想去看，不管人家怎么劝我，这个习惯都改不了。

每天早上九十点钟直到晚上十一点钟，在为了搜集材料而经历了辛辛苦苦的一天之后，我便会拿起笔来，将词句凑成拙劣的作品，其报道范围越广越好。这实在是可怕的费力活儿，它没有灵魂，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趣味。

对于一个懒人来说，这相当于在服可怕的苦役，并且我生来就懒惰。虽然今天我并不比四十年前更懒，但那是因为四十年前我便已经到达了懒惰的顶峰，所以就再也无法超越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见到几个恶棍在对一个中国人进行追逐，他们对着他扔石子，这个中国人的身上正沉重地背着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主顾们每周要换洗的东西。

我留意到，一个警察在颇有兴趣地站在一旁观看这场表演——仅此而已。他没有对此进行干涉。

我满腔义愤地将这个事件写了下来。一般来说，每天早上，我不喜欢重新再看自己头一天晚上所写的东西。因为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是麻木的。

不过写这一篇的时候我的心是生气勃勃的，其中蕴藏着火，我认为这是文学——所以第二天我便开始热切地在报上到处寻找——报上没有——一直到了第三天早上还没有，再后来也没有。

等我到了排字房的时候，发现这篇稿子已经像其他被判了死刑的稿子那样被塞进了活字盘。

我问这是为什么。工头说，巴恩斯先生于校样中发现了这篇东西，他下令将它销毁。

巴恩斯先生还说出了理由——我已经记不清是对我还是对工头说的了，不过从商业观点来说，他的理由是充分的。

他说，《晨访报》就像当时纽约的《太阳报》，是属于洗衣妇的报纸——换句话说，这个报纸是属于穷人的，是唯一一张廉价报纸。

它是靠了穷人才得以生存的，所以必须要尊重他们的偏见，否则的话就要夭折。爱尔兰人是《晨访报》的支柱，因为他们是穷人。如果他们不支持，《晨访报》甚至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而他们非常憎恨中国人。

我所试图进行的攻击会惹恼爱尔兰人，令报纸受到严重的损害。《晨访报》是不会刊登批评朝中国人扔石头的恶棍的文章的。

　　那时候，我是个高尚的人，如今我总算是活过来了；那时候，我不大明智。

现在我算是能够赶得上时代的潮流了。前天的时候，纽约《太阳报》上刊登了该报驻伦敦通讯员的一两段新闻，让我弄清了自己所处的地位。

　　通讯员提到了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有关于我们美国人的几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一些规模很大的保险公司简直腐败到了不能再腐败的地步，我们一些身份显赫的商人将在保险公司里进行偷盗作为自己的职业。

还有那些像费城、圣路易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中，揭发出的一些人昧着良心所作的贪污案，那可是真正的大规模的贪污案。

最近，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中的百万元的贪污案也被揭发出来——还有美国全国范围内的规模小一些的商业舞弊案。

最后，还有今天被厄普顿·辛克莱揭发出来的最骇人听闻、最贻害大众的牛肉托拉斯案件。

这项揭发令总统被迫要求那个持反对意见的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以防止美洲和欧洲全部落入医生以及掘墓人的手中。

这位通讯员说，目前欧洲人正在纷纷怀疑，不知道在美国还有没有一个真正诚实的男子汉。

一年以前，我觉得除了自己，美洲的土地上已经不具备这样的人了。

不过，这个例外到后来也被抹掉了。现在我的信念是，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诚实的男子汉了。过去，我能够将我那个救生圈抓住，一直到今年一月。

在今年一月后，我便开始沉下去了，和卡内基、洛克菲勒以及范德比尔特们、古尔德们和其他职业行贿者们共同沉下去了。

就像那帮最没有良心的人一样，我发誓要逃避税收。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因为我不可代替。

我深信，要五十年才能有能够接替我的人产生。

我也深信，从美元方面来说，整个美国的人——除去妇女之外——已经完全腐烂了。

请你们注意的是，我是以死人的身份说这些话的。假如那些还活着的人有谁公开地这么说的话，我会说他太轻率了。
　　

不过，正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四十年前的我要比今天高尚一些，当时我对于自己的处境——身为《晨访报》这样一份报纸的奴隶——感到非常羞愧。

如果我更高尚些的话，早就会像其他那些英雄好汉一样将那个职业抛弃，走出去，活活地挨饿。但是我还真就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

我同其他人一样，总是在梦想着英雄主义，但却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该怎样开始。如果从饿肚子开始的话，我是吃不消的。

我的一生当中，已经有过一两次相当接近这种地步了，回想起来心里可真不是滋味。

我明白，如果我辞职不干的，还想要得到另一个职业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吞下了受到的屈辱，还留在原来的职位上。

但是，先前我对工作的兴趣就已经很少了，如今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了。

我还是像原来那样继续我的工作，可是却没有一点儿兴趣，照这样下去，肯定不会有好的后果。

我强顶着不去理睬它。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么多的事情一个人来干是困难的，按照我现在的干法，非常明显，需要两三个人。

甚至连巴恩斯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提出要我找个助手，付给他一半的工资。

下面的会计室里有一个呆头呆脑的彪形大汉——好脾气，为人亲切，脑子不太好使——每周几乎都挣不到什么钱，住宿还必须自理。

会计室里的办事员中有一个很不道德的小伙子，他非常不知天高地厚，老是爱捉弄这个高大的傻小子，还给他取了个外号——不知为什么——总感觉那外号起得很贴切。他叫他斯密基·麦克格罗勒尔。

我提议让斯密基来担任助手，很快他便高兴地接受了。他做事时所花费的精力是我的十倍。

他不是很精明，但是做《晨访报》的记者也不需要动什么脑子，所以他做得很好。慢慢地，我习惯于让麦克格罗勒尔做更多的工作。

我却越来越懒了，不出三十天，他便挑起了差不多所有的工作。很显然，所有工作都可以由他一个人做，甚至他还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实际上已经并不需要我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上面的说法再次被验证了。因为已经并不需要我，巴恩斯先生将我辞退了。

这是在我的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被人辞退，直到今天，这还令我伤心——哪怕是我已经到了坟墓中。

他并没有粗暴地将我辞退。按照他的脾性是不会这么做的。他是个魁梧的美男子，具有和善的面容，待人接物很有礼貌，穿着也极为考究。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说什么粗鲁的话。

他悄悄地将我叫到一旁，劝我辞职。就像一位父亲启示儿子那样，是为了他好，所以我也就服从了。

　　如今的我面前又是一幅广阔天地，我再次无处可去了。凭了自己在长老会所受的教养，我明白，这样做下去，《晨访报》会给它自己惹来灾难的，我是知道上苍的那一套的。

我深知，《晨访报》的这一次冒犯会得到报应的。惩罚具体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在什么时候降临，都是我无从预测的，但是我可以肯定，报应是迟早会有的。至于是报在巴恩斯还是他的报纸身上，我就不能肯定了。

不过，巴恩斯是有罪之人，根据自己受到的教养，我知道，惩罚通常都会落到那些无辜的人的身上。

所以，我蛮有把握地感觉到，巴恩斯的罪孽，迟早会让他的报纸倒霉。

确实如此！四月份的第四周寄过来的首批画片中——只见《晨访报》大楼就像华盛顿纪念碑那样矗立在被毁的城市之中。那些楼房建筑全都不见了，只留下了钢铁骨架！

这时，我说：“上苍的做法太神奇了！”我早就知道会有报应的。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已经有四十年了。

在整个这四十年的时间当中，我从未对上苍丧失过信心。这个报应比我预期的推迟了一些，不过却被弥补得非常充分。

也许有些人会感到奇怪，上苍怎么会仅是为了清算一笔四十年的旧账，一个被辞的小记者同一家报馆之间的旧账，就将一个拥有四十万居民的城市全部摧毁了呢。

对于我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是长老会教徒，我受过教育，受过训练，清楚这些报应是怎样的。

我明白，在《圣经》的年代里，如果一个人犯了罪，那么他附近的整个民族——甚至连同牲口以及其他的一切——遭到灭绝的事都非常可能发生。

我知道对于别的人，上苍不会特别优待，所以“他”就将别人和“他”要找的人联系在一起。

我还记得，在《基督神迹》里，一个人在晚上参加完祈祷会后回家，一路上都在高声咒骂，结果九个月后便遭到了报应。

他的妻子以及七个孩子，都突然得了重病，一个个异常痛苦地死去。等到那个周末，家里便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我知道，上苍的用意是要对这个人尽兴惩罚。我还知道，如果他聪明点儿的话，就一定会明白，这样的用意实现了，虽然主要是靠牺牲别人来实现的。

那个古老的年代里，楼下是《晨访报》的会计室；二楼是美国造币厂的监督处，布雷特·哈特是监督的专属秘书；四楼是编辑部和记者的住处；五楼，也就是顶楼则是排字房。

斯密基·麦克格罗勒尔到来之后，而不是这之前，我同布雷特·哈特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待过不少时候。

当时哈特给《加利福尼亚报》写了很多东西——包括“缩节本小说”和后附的小品文，并且还担任编辑。

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查尔斯·赫·韦布都是投稿人，还有普伦蒂斯·马尔福德和那个名叫黑斯廷斯的年轻律师。估计有一天他肯定会在文坛大显身手的。

那时候，查尔斯·沃伦·斯托达德也是投稿人。现在还深受各家杂志欢迎的安布罗斯·比尔斯，那个时候在旧金山的某家报馆任职——大概是《黄金时代》。

我们相处得不错——一起很高兴地搞了不少社交活动。不过这是有了斯密基·麦克格罗勒尔的协助之后。

在这以前都没有这个闲空。斯密基曾经给予过我很大的帮助——共三十天。后来他便陷入了一场灾难之中。

　　造币厂的监督斯韦因先生慧眼识才，发现了布雷特·哈特。他是五十年代到加利福尼亚来的。

那个时候他二十三四岁，浪游到了位于怀里卡的露天矿营地。

怀里卡这个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小意外——开头，那个地方急需一个名字。当时有个面包房，它做好了一个招牌，已经油漆过了，但还没有挂出去，正被摊开来吹干，那个招牌上的BAKERY这个词，除去B外，其他的几个字母都看得清，只是被倒过来了。

有一个人将它读颠倒了，念成了YREKA，并认为这就是这个营地的名字。

对于这个名字，营地上的人都很满意，所以就采用了。

　　哈特在营地里教了几个月书，还编辑了用来替代报纸的一份蹩脚的周刊。除此之外，他还在位于杰卡斯·古尔奇的小煤窑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几年后，我也在同样的地方待过三个月）。

哈特就是在怀里卡和杰卡斯·古尔奇，对加利福尼亚州那些丛林地带的景物以及一般的乡间景象进行准确的观察的——公共马车、马车夫、乘客和露天矿工的衣着以及一般生活，赌徒以及他们的女人等，并像照相那样如实地进行了记录。

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将以前自己所不懂的关于开矿的知识都学到了，这些观察起来都不困难，他也学会了怎样才使文章读起来让人感觉是出自行家之手；

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学会了如何才能使用矿工们那些古怪的方言来迷住欧洲人以及美国人——这种方言可以说自天上到地下从来都没有被人用过，只被哈特发明。

在哈特之后，这种方言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而这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不久后，他便到了旧金山。他在那里的《黄金时代》做排字工，每周的工钱为十元。

哈特是专门排字的，不过他总是想办法将活干得轻快些，有时还自愿为报纸写稿子进行消遣。主编兼发行人乔·劳伦斯从来都没有见过哈特的手稿，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手稿。

哈特在活字盘旁干活的同时就在脑子里对他的文学作品进行编写，一边编就一边排了出来。

《黄金时代》在表面上以文学报纸自居，不过它所登的文学作品都马马虎虎，徒具文学的形式，深究起来算不上文学。

造币厂的监督斯韦因先生留意到了在《黄金时代》的交响乐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音调——在乐队的嘈杂声中浮出了一个清新有力的音调，能够听得出那是音乐。他问乔·劳伦斯，那个演出者是谁，于是劳伦斯就告诉了他。

斯韦因先生觉得，让哈特在这样的地方浪费青春，所得的薪水又是如此微薄，那简直是个耻辱。

于是他就带走了他，让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书，这份工作平时并没有多少事可做，还可以拿到一份高薪。

斯韦因先生还告诉哈特说不妨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干，发挥自己的才能。哈特非常乐意，于是就开始了他的发展。

　　布雷特·哈特是我所见过的最有趣的人之一，也是我所见过的最无聊的人之一。

他装腔作势，既不踏实，也不真诚，在衣着上也经常表现出这些素质。

他特别漂亮，虽然脸上满是麻子。不管他的经济状况支付得起还是支付不起——他的衣着打扮总是比当时流行的样式还要更先进一些。

他总是比当地社会上那些最讲究的人还要明显地更加讲究一些。他对衣着非常讲究。

虽说他的衣服都穿得很显眼，但却没有丝毫俗气，或是让人看了感到不舒服的东西。

他的衣着总是带有那么一丁点微妙的特征，这些特征微妙得恰到好处，就那么一点儿，就将哈特同那些极端追求时髦的人区分开来了。

这往往从他的领带上就能看出来。他的领带往往是单一的颜色，但色彩很鲜艳。往往是深红色的——在他的颚下一片火红；

再不就是靛蓝色的，又是那么的鲜艳，仿佛一只鲜艳的巴西蝴蝶停留在那里。

哈特对自我陶醉的喜爱到了如此程度，甚至都表现在神情举止以及走路的步法上。

那神情举止是优雅且又从容的，他的步法甚至是有点儿做作的，不过对他来说还是恰到好处，因为一点儿也不做作的话，就会同他本人以及他的衣着不相协调了。

他这个人非常缺乏诚实的气质。在我看来，他根本激动不起来。因为他给人一种对一切都很漠然的感觉。

我看他的心只不过是个水泵，没有其他的功能。我几乎不由自主地要说，我的确知道它没有其他的功能。

那些日子里，他在三楼上做私人秘书，而我则是四楼上那憔悴困顿的记者，除此之外，还有斯密基·麦克格罗勒尔在附近幽灵般地晃来晃去，对于他，我非常熟悉。

五年过后，1870年，他接受了人家的聘请来到了东部，到芝加哥《湖边月刊》担任主编。

在他横跨大陆时，可真是风光无限，引发了全国的热潮，就像印度总督上任一样，或者说像是哈利彗星在不幸逝去七十五年之后又重新出现一般。这些我也都了解得很清楚。

　　后来他横渡大洋去做了领事，先是在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后来则到了格拉斯哥，在这之前有关他的情况我都非常了解。

他再也没有回美国。当他在伦敦逝世时，已经离开美国、离开妻子和女儿整整二十六年了。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布雷特·哈特其人。他自狄更斯那儿学到的感伤文笔，能够让别人情不自禁地流泪，因而他的作品在两个半球的农民中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有一次，他自我解嘲似的笑嘻嘻地告诉我，说他已经掌握了令敏感的人流泪的技巧。

意思就是，敏感人的眼泪非常宝贵，但是他的运气很好，给发掘到了。